​凌淑华婚内移情,丈夫不忍离婚，她却用最狠的报复，折磨丈夫余生

凌淑华婚内移情,丈夫不忍离婚，她却用最狠的报复，折磨丈夫余生

多年以后，当凌淑华与陈西滢的婚姻先后经历了冷战与出轨，痛苦到极致的她，不免怀念起当年的“朱砂痣”徐志摩。

1924年泰戈尔访华，林徽因、徐志摩与泰戈尔留下的那张“岁寒图”众所周知，却少有人知道，当年迎接泰戈尔的那场不落俗套的茶话会，是凌淑华主持的。

这场世纪大聚会的地点，就在凌淑华家中的客厅，她用一百支花布置了客厅，杏仁茶是现磨的，点心是定制的，排场虽不奢华，却极为典雅，富有韵味。

穿梭于名流之间，谈吐珠玑、风华绝代的凌淑华也成了那场聚会最大的亮点。以至于连泰戈尔都认为她的才华比之林徽因，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番评价，绝对不是恭维。

凌淑华出身京城官宦之家，其父凌福彭与康有为同榜进士，曾在清朝历任要职。凌福彭精于辞章，酷爱绘画，因此家中常有齐白石、姚茫父、陈寅恪等巨匠泰斗谈笑往来。

在这种热烈的艺术氛围中，作为凌福彭爱女的凌淑华近水楼台先得月。

她的第一位绘画老师是宫廷画师缪素筠，古典诗词和英文的启蒙教师则是有“东方华学第一人”之称的辜鸿铭。此外，她还师从王竹林、郝漱玉等画家，小小年纪就积淀了深厚的书画功底。

凌家有女初长成，只待一朝天下知。

泰戈尔受邀来华讲学之时，凌淑华已是燕京大学的一名高材生。学贯中西的她顺理成章被推荐为接待泰戈尔的代表。

也是在那场聚会中，谈笑自若、举止优雅的她深深吸引了两个男人的注意，一个是为爱痴狂的才子诗人徐志摩，一个是性情内敛的北大教授陈西滢。

不同于陈西滢对才女默默欣赏的好感，在感情上向来热烈奔放的徐志摩，直接对凌淑华展开了追求。

那是徐志摩与林徽因分手之后的一段空窗期。作为诗人，追求激情的他，永远都需要一个能让灵感迸发的倾诉对象，于是他找到了凌淑华，开始以知己的身份给她写信，信中不乏种种暧昧的措辞。

前后短短半年，两人通信竟多达七八十封。足见在这段“友谊之上，恋人未满”的感情中，凌淑华也深陷其中。

不过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就在1926年，凌淑华刚从燕京大学毕业后，她却火速宣布了与陈西滢的婚讯。

在这之前，凌淑华虽然也与陈西滢书信往来，但多半是出于投稿和请教的目的。

陈西滢作为北大教授，很有才学。他16岁赴英国求学，1922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在北大任教时，年仅26岁。

教书之余，陈西滢还创办了《现代评论》杂志。他文笔犀利，论事精到，凌淑华非常仰慕他的才华。那时在文坛已经小有名气的她常在《现代评论》发表小说，故而常向前辈陈西滢请教。

陈西滢本就爱慕凌淑华，自是不吝指导。随着后来小说《酒后》的发表，凌淑华在文坛声名鹊起，陈西滢为她的才情深深折服，情不自禁地对其展开了追求。

但这时的凌淑华却还在他与徐志摩之间摇摆不定。她偏爱性情热烈，浪漫风趣的徐志摩，但又忧心驾驭不住这样一个风流才子；陈西滢虽说全心全意倾慕于她，但是骨子里却有点传统的大男子主义，这让生性不羁的凌淑华有点犹疑。

而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却让她很快在两种感情中做出了选择。

1925年，担任《晨报副刊》主编的徐志摩邀请凌叔华临摹琵亚兹侣的作品，用作杂志的刊头画；因为徐志摩的粗心大意，并未注明原作者，凌淑华被人指出画作剽窃。

同年，凌淑华在《现代评论》上发表了小说《花之寺》，又被一人发文暗指文章是换汤不换药地抄袭了柴霍甫的《在消夏别墅》。紧接着，刘半农等人也纷纷撰文揭发凌叔华的抄袭行为。

眼见心爱的女人遭到攻讦，陈西滢很是愤慨。加上他当时正处于与鲁迅的激烈论战，因此下意识认为始作俑者就是鲁迅，遂冲冠一怒为红颜，公开怒骂鲁迅。

他措辞激烈地说，“中国的评论家们”对“整大本的剽窃视而不见”，并说不敢举例，怕得罪“思想界的权威”，暗指鲁迅“双标”。

不仅如此，陈西滢还在《晨报副刊》上公开宣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抄袭了日本人盐谷温某著作里面的的一部分，还说“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

至此，两人针锋相对，矛盾彻底爆发。这场风波，一直到徐志摩公开发表文章道歉称：凌女士那张图案完全是我疏忽之咎，与她毫不相干。至此，这场闹剧才至此平息。

陈西滢和鲁迅的这场骂战，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凌淑华对他的偏见，她本以为陈西滢为人只有严谨刻板的一面，而这次如此激进有担当的出头，确实让凌淑华感动了一把。

加上风流的徐志摩后来转头又爱上了风华绝代的陆小曼，二人即将成婚的消息传来，生性高傲的凌淑华表面上祝福，内心却如坠冰窖。

她想都没想，就接受了同样在追求自己的陈西滢，出于自尊，她还特意将自己与陈西滢的婚礼赶在了徐志摩和陆小曼之前。

1926年，凌淑华嫁给了陈西滢，婚礼当天，凌父将凌府过去的后花园——史家胡同24号直接送给了女儿作为陪嫁。如此奢华的场面，令人咋舌，以至于鲁迅后来在《新的蔷薇》中讽刺陈西滢：找了个“有钱的女人”做老婆。

对于这桩婚姻，凌淑华颇有浪漫的设想，她在给好友胡适的信中形容是：“在生活上着了另一样色彩，或者有了安慰，有了同情与勉力，在艺术道上扶了根拐棍。”

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是凌淑华这样一个文人一厢情愿的爱情童话。

凌淑华虽然外表文静，内心却充斥着浪漫激情，从她当年能与徐志摩成为知己就足见她并不是个不甘寂寞、乏味的人。而陈西滢的性格却恰恰相反，作为评论家的他不仅刻板沉闷、不苟言笑。

特别是陈西滢到武汉大学任职以来，凌淑华发现丈夫的严肃刻板更甚，他严格遵循西方职场规则，坚决不肯聘用凌淑华到校任职，这让凌淑华更加不满。

在这期间，凌淑华虽然也继续写作，但武汉的文化氛围相对于北京到底冷清了些，让她不免寂寞。她不甘心自己就这样从一名新派女作家，堕落成某人的太太，故而时常郁郁，那段时间瘦得厉害。

陈西滢也意识到了妻子的不适，心中不安，可是理性过头的他常常难以理解妻子内心的敏感。在给胡适的信中，陈西滢说：“她时时得要哭，我也没法子劝慰。”

凌淑华这种苦闷的婚姻生活一直持续到1935年才被一个叫做朱利安·贝尔的年轻人打破。那是一个金发、健硕又酷爱冒险的英国青年。

朱利安生于英国文艺世家，他的父亲是戏剧批评家，母亲是美术家，姨妈是英国闻名的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1935年，年仅27岁的他应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西滢的邀请，来到中国任教。朱利安初到武汉大学时，经常光顾陈西滢的家，故而结识了凌淑华。

朱利安比凌淑华小八岁，学校里会讲英文的人不多，凌淑华便承担起照顾他的责任。他热情洋溢地对凌淑华讲起自己的成长经历、见闻、以及与各种艺术家的交往。

凌淑华觉得，那样的生活才是自己梦寐以求的。与此同时，朱利安也被这位兼具才情与优雅的中国女人深深吸引。在他心目中，凌淑华就是东方美的化身。

仅短短一个月的相处，朱利安认为自己的心已经彻底属于凌淑华了，对她展开了热烈的追求。

这位年轻又浪漫的英国诗人，也让凌淑华重新回味了与徐志摩的那段暧昧时光。多年来婚姻失意的她，飞蛾扑火般沦陷其中，她几乎忘记了自己还有家庭，还有个6岁的女儿。

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显得年轻，凌淑华开始化妆、烫发，她摘下眼镜，穿着裘皮大衣，看上去俏丽时尚。

那年凌淑华的忘年交克恩慈女士病故，她也毫不避讳地带着小男友回到北京祭拜。一路上，两人沿途游玩私会，凌淑华还将朱利安介绍给一群京城名流。两人的关系，已然处于半公开状态。

因为凌淑华的高调之举，两人的恋爱关系维持了大约一年，就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回到武汉后，早就听到风声的陈西滢痛苦不已，不愿相信妻子背叛了自己。

然而事实却让他难堪。10月的某日，陈西滢硬闯朱利安的卧室，竟在那里见到了最不想面对的妻子。但是陈西滢终究还是保持了体面，他没有大闹，只是砸碎了窗户玻璃，愤然离开。

冷静下来后，陈西滢跟凌淑华摊牌，要么凌淑华与朱利安一刀两断，要么夫妻分居。

凌淑华表面答应着丈夫，背地里却继续同朱利安藕断丝连。她以为自己是能嫁给他的，可是此时的朱利安却变得唯唯诺诺，迟迟没有表态。

直到被逼到绝境，他才道出已经另有暧昧情人的事实。对于一生骄傲、信仰爱情的凌淑华而言，这无疑是当头一棒。残酷的现实终于令她失去了追求爱情的勇气，在失意中回归了家庭。

在这之后，朱利安作为“丢尽面子的洋教授”，也无奈离开了中国。

回归家庭后，自尊心驱使着犯过错的她将自己全面封闭于一个安全领地。凌淑华与陈西滢的关系一落千丈。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她们看上去相敬如宾，事实上一直过着一种貌合神离的别扭生活，

当凌淑华在不幸婚姻中苦苦挣扎泅渡又无人倾诉时，她便“告诫”女儿陈小滢：“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女人决不能向一个男人认错，绝对不能。”

后来凌淑华的母亲去世，凌淑华借机就带着女儿回到北平，开始了和丈夫两地分居的生活。再往后，陈西滢被派往英国伦敦工作，凌淑华不得不一同前往。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即使是在异国他乡，夫妻二人也分榻而眠，她用最冰冷的方式回应丈夫的一切关心与爱意。

人到中年的凌淑华不再对爱情和婚姻抱有希望，将一门心思都扑到了个人的文艺事业上。

1953年，凌淑华的全英文自传体小说《古韵》出版，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书。通过这本书，西方人认可了这位书画才女。沉寂多年以后，凌淑华终于盼来了她最渴望的各种文艺式交际。

凌淑华义无反顾地奔赴自己的理想，也与丈夫越发疏离。她去新加坡南洋大学教书，一去就是四年，之后又留在马来西亚任教。20世纪60年代，又去加拿大任教。

与此同时，她也重新投身绘画艺术创作，先后在巴黎、伦敦、波士顿等博物馆举办个人画展，介绍中国风土人情，让世界了解东方文化，她的元、明、清画作藏品，在巴黎轰动一时。

夫妻疏离多年，凌淑华和陈西滢最终没有离婚，却也没有找到重归于好的办法。晚年，女儿陈小滢曾问父亲为什么不离婚，陈西滢说：“当时女性离婚是很不光彩的。你母亲很有才华……”

后面的话，陈西滢没有说出口，却足见他始终是爱她的，即便遭到了背叛。而对于丈夫这份沉重而隐忍的爱，凌淑华直到三十多年以后才幡然领悟。

1970年，陈西滢在伦敦去世。他和凌淑华的爱恨情仇，也在生老病死的人生规律中迎来了一个轮回。

丈夫去世后，固执了一辈子的凌淑华蓦然回首，发现在这备受煎熬的40多年婚姻中，付出与牺牲最多的人，其实是自己的丈夫，是他在任何时候，挡下了外界对自己的一切非议，选择了包容和原谅，而自己却从未对此有过任何感激与歉意。

陈西滢生前曾经留下遗愿，死后想要归葬故土。

1989年，89岁高龄的凌淑华坐着轮椅将他的骨灰带回了老家，让他在江苏无锡长眠。

完成丈夫的遗愿后，1990年，90岁的凌淑华也在北京去世。她临终前留下遗言，要与陈西滢合葬。兜兜转转，终点又回到了起点。这个传奇一生的女子，一生都在致力于摆脱自己的丈夫，追求世俗的声名，可是老来之际，她却想要做回陈西滢的妻。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人性就是这样矛盾，越是错误的感情，越有人飞蛾扑火，赌上一切奋不顾身，反而是那些正向的感情，往往要在漫长的一生中被不断试探、被验证，老来方知其中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