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我如何不想她的作者是谁？

教我如何不想她的作者是谁？

赵元任：民国最好玩的大师

1910年，18岁的常州少年赵元任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取了“庚子赔款”退款留学项目第二期的留学生，剪掉辫子、穿上西装的他登上了开往美国的客船。他想象中的美国，应该是他在明信片中看到的那种遍布高楼大厦的样子，不过，最后他却在一个叫“绮色佳”（现译伊萨卡）的小地方落脚读书，并逐渐喜欢上了这个自然风景优美的小城。而在那个时代，他就已经有了一个比较前卫的爱好——自拍，身边的一切都被他的镜头记录了下来。

人们对语言学家、音乐家赵元任的了解，多半来源于其超人的语言天才，以及他创作的流行歌曲《教我如何不想她》，大家并不了解那个隐藏在学霸身份背后好玩的、真实的赵元任。2022年5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影集《赵元任影记之学术篇：好玩的大师》，其中很多资料都来自赵元任亲手拍摄的照片，以及赵元任的家庭相册。这些照片很多是第一次披露。

在民国时期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中，赵元任的名气是最小的，不及王国维、陈寅恪和梁启超三位文科导师，但他却是在海外留学时间最长，也是最能掌握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一位。透过他留下的这些照片，人们会发现，在“天才”“有趣”等标签的背后，赵元任还是“新文化运动”旗手胡适终身的好友和背后智囊。他从学术角度帮助胡适奠定了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基础，也把科学的分析方法、微观的研究方式，身体力行地带回了中国。他身后留下的海量资料，也值得更多的人去了解、发掘。

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少年

赵元任的外孙、中南大学教授黄家林回忆说，赵元任的日记整理起来太过繁琐，经常是发现在某些纸张的边角上还有很多笔记。黄家林的母亲、赵元任的二女儿赵新那曾经试图整理父亲的日记，结果她花了一年的时间，还没整理完其中一年的内容。在编纂这套影集时，赵新那和黄家林也遇到了同样的情况。“本来是我妈妈在整，我看她太累了，才说帮着一起整。”黄家林说。

因为涉猎领域众多，赵元任被称为“文艺复兴式”的通才，他的日记和档案，也自带一种“达·芬奇密码”般的复杂与神秘。能够形成这种“通才”既是天赋异禀，也有时代赋予的机缘。

1892年，赵元任出生在天津，因为祖父是官员，他一直随家人在保定、冀州、常州、苏州等地迁居生活，从小就能模仿各地的口音。这些城市都是当时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也是洋务运动兴盛之地，集中了大批优秀的教育人才。1902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开始制定新派学校的规划，3年后科举制度废除，赵元任这样出身旧式官僚家庭的孩子开始走出私塾，接受新思想。

1910年，赵元任自制明信片，“短语寄长思”，这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文字上做游戏了。

1906年，赵元任到常州本地的新式学校溪山小学——一所相当于初中水平的新派学校读书。一年后他又考入位于南京的江南高等学堂。在常州和南京读书这几年，他受到了当地最好的教育，也第一次接触到外国老师。在常州时，他的历史老师是应邀来常州讲学的国学大师吕思勉，这让他喜欢上了历史课。在南京，他的英语、物理老师都是美国人，美术老师是日本人，他可以在这里选修德语，还能经常读林纾翻译的西方小说。在放眼看世界的过程中，本来就有旧学基础的赵元任心中又种下了西方文化的种子。他兴趣广泛，喜欢音乐、天文、文学和戏剧，也喜欢各种新奇的发明和小物件，烟酒也通通不落，情窦初开的他还会大胆地在日记中坦白自己对身边的年轻女性的情感。

读完中学后，出国留学自然成为这些接受“新学”的年轻学生的首选，但他们的志愿方向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严格限制。“庚子赔款”退款项目对赴美留学生的专业方向有严格要求，要求他们中80％都必须要报考农业、工业、理化、经济等大类的专业，剩下20％才可以选择商科等。而因为当时的官方重视工科，赵元任还动过学习电机类专业的念头。

赵元任积极参加国语统一运动，用白话口语翻译剧本，并将其搬上舞台。1927年，他将英国作家米尔恩的《坎伯利的三角恋爱》做了一些改编，用白话口语翻译，改成剧本《最后五分钟》，并亲自导演。该剧后来在清华大学礼堂公开演出。

到康奈尔大学后不久，喜欢摆弄小玩意的赵元任很快做了两件事，第一是安顿下来之后马上买了一架钢琴，第二就是很快和同学合买了一部相机。他选择数学为主专业，由于数学系必修课不多，又选修了语言学、物理和音乐，1915年又到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当时的赵元任感叹自己对在美国的学习方式“喜欢得不得了，一不小心就待了十年”。

就像赵元任在留学时的日记中为自己定下的目标那样：“知识求博，不要窄。”在那一代借助“庚子赔款”退款项目出国的留学生中，很多人都有和赵元任类似的跨学科经历。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科学主义的思想在全世界兴起，而中国留学生在美国接受着新知识、新技术的刺激，自然想多学些东西——尽管这种思想背后带有些许实用主义。

日后，这些留学生中的许多人的确成为中国某一特定领域学科的创始人，比如，后来成为赵元任好友的胡适是从农学转入哲学的，而和他们几乎同一时期赴美的中国气象学创始人竺可桢，也是从农学转学当时新兴起的气象学专业的。

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语言

正如季羡林在《赵元任全集》序言中提到的那样，20世纪是西方文化和科学分析方法垄断全世界的时代，不管哪个国家的学者都要受到这种科学方法的影响。赵元任本就喜爱自然科学，他当然成为传播这种科学思想的主力军，即便在任何一项思想改革或者文化思潮中，他都没担任过主要的发起人，但他借助翻译文章、撰写论文和调研实践，间接为学术同行提供着思想武器。

抱着“科学救国”的思想，1914年4月，康奈尔大学的一些中国留学生发起创办了《科学》月刊，赵元任、胡达（胡明复）、周仁、任鸿隽等九人是其中的主力。8月，他们又创办了中国科学社。这本杂志最早由文言文写成，1915年在上海出版发行。不久后，《科学》杂志成为国内传播科学思想的前沿阵地，其内容还影响了陈独秀等人创办的《新青年》。

赵元任将自己形容为一个“革命派”，但他这个定位是针对“保皇党”而言的，他旗帜鲜明地同情一切革命之人，但他本身并不喜欢参与组织学术活动以外的任何运动。给《科学》杂志撰稿，组建中国科学社的经历，以及后来与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的合作，几乎是赵元任在青春时期难得参与过的，较为激进和理想主义的社会活动。

为了传播科学思想，赵元任经过了一段苦日子。为了杂志能够不赔钱，学生们把奖学金贡献了出来。因为这个原因，赵元任有一段时间吃得不好，患上了营养不良。知识面广博的赵元任很快成了杂志的撰稿主力，撰写了关于天文学、心理学和物理的多篇文章，还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音乐创作，忙得四脚朝天。在给上海的杂志编辑杨杏佛寄稿件时，赵元任用打油诗形容自己有多忙碌：“才完又要作，忙似阎罗王。”

此时，当年和赵元任坐同一条船来康奈尔大学的同学胡适也开始在《科学》杂志撰稿，两人日益熟络起来。与此同时，他们所在的美国留学生圈子开始发生一场关于语言的风波，起因是这些留学生来自全国各地，口音各异，沟通交流都成问题。于是其中一些留学生开始使用英语沟通，宣扬中文是一门将死的语言，甚至开始讨论将中文拉丁化，甚至更激进地提出“取消中文”，胡适与赵元任也参与了这些问题的讨论。这个争论，日后竟然意外地成为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索。

1934年，赵元任到安徽进行方言调查，罗常培和杨时逢带着从美国新买的录音设备同行。他们在安徽调查了六个县，记录了大量的方言。图为罗常培（右）用新的仪器录音进行方言调查。

很多人以为胡适是当年“废除汉字”的主张者，但其实胡、赵二人仅仅是支持找寻将中文拉丁化的办法，他们对汉语的存在本身是维护的。1916年，胡适和赵元任合写了英语论文《中国语言的问题》，其中提出要对中国语言进行科学的研究，研究范围包括语音学、方言的文法与词语、书面语的文法与词语等，希望通过科学手段的研究，让“死掉”的古代汉语恢复生机。此后，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倡以口语化的“活文学”代替文言文“死文学”，反对的是当时已经死气沉沉的文言文本身，而并非彻底否定汉字、汉语。

《文学改良刍议》让胡适成为中国文学改良第一人。在胡适文学思想的形成过程中，赵元任科学理性的观点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胡适后来的白话文创作实践中，赵元任也一直在语言技术上影响他，他经常帮助胡适修改文章，对语言极度敏感的他说胡适的白话文“不够白”，还用录音设备录下来让胡适自己琢磨，胡适对此也表示佩服赞叹，给自己的好友留下了“每与人评留美人物，辄常推常州元任君第一”这样的高度评价。

被争抢的“通才”

“解除了包办婚约、结了婚，走了上万英里的路程，成了一个法律上有可能成为中国或者美国第一个女总统的人的父亲。将《阿丽斯漫游奇境记》翻译成了中文……吃的中国饭比过去10年都多，倒了至少半吨垃圾，洗了8000多个盘子。”这是赵元任定期写给亲友的“绿色来信”中的内容，信中描绘了他人生中极端忙碌、意义重大的一年时间——1920年8月到1921年8月。“我想象不出来，他到底花了多少时间，能做这么多事。”赵元任的外孙黄家林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赵元任的忙，是因为他的通才名声早已传入国内。1919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他本来在母校康奈尔大学教授物理，但在母校的教职板凳还没坐热，国内学术界的许多派系就盯上了这位“通才”。1920年，清华大学与康乃尔大学商议让赵元任休假一年，希望借机把他拉回国内任教，蔡元培等人也开始游说他去北大任教。最终，赵元任接下了另外一个短期任务：帮助来中国演讲的哲学家罗素做翻译。因为罗素的演讲涵盖数学、哲学、心理学等多门学科，在当时的中国，能够完成这种翻译任务的人几乎只有赵元任。

1926年，已经举家赴美教书的赵元任又被召回，到清华大学国学院担任导师。这一次，清华大学一口气给他开了7门课——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2016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曾指出，赵元任在那个时代的角色和当时清华国学院其他三大导师有所不同——其他三位都研究国学，而赵元任的主业是现代语言学，他所采用的正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基本方法。这也正是当时的清华所急缺的。

约1921年，赵元任任教清华期间，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接待罗素，并在其来华讲学期间担任翻译。图为赵元任与罗素在院子里合影。

过了一年，蔡元培等人提议设立中央研究院，下设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派赵元任到“史语所”负责创建语言组并担任主任。这对赵元任而言是个理想的工作，因为他可以自由地将他在文学革命时期提出的设想实现。在这段时间，赵元任带人到两广、湖南、湖北等地做中国方言的调查研究，用当时先进的录音设备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历史资料，还在各地寻找“发音人”记录方言资料。在清华和“史语所”这段日子，他带出了日后中国语言学界的一大批专家，王力、丁声树、杨时逢、吴宗济等人，后来都成长为中国语言学界的重要人物。

能够这样醉心学术的日子也是断断续续，一共持续了10年，时不时受到战争和其他杂事的影响。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负责人的赵元任被迫和机构一起南迁至长沙。他开始担心自己的手稿、笔记、日记和手中的4000多张照片如何保存。他想到了在美国贝尔实验室工作的、康乃尔大学的老同学罗伯特·金，就把自己的大量珍贵资料寄给了他保存。

幸运的是，赵元任的大部分资料都被这位同学安全地保存在了美国，但他心中最喜欢的一本书《阿丽丝漫游奇境记》作者刘易斯·卡罗尔的另一本小说《走到镜子里》的翻译原稿被战火烧毁了，这件事给一向乐观的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一直等到20世纪60年代时，他才捡起这本书重新翻译。经历战乱，赵元任的心境开始起了变化，战争期间的颠簸，资料的难以保存，田野调查的寸步难行，让他生出了寻找“安静书桌”的念头。

科学主义的落幕

“我是个现代主义者，我不属于任何党”。这是赵元任晚年在美国接受采访时强调的一句话。为了躲避战乱，他在1938年再度离开中国，选择气候不舒适，也没有太多学术根基的夏威夷大学任教，此后不久又到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工作，但阴差阳错，这些地方最终都未能成为他的归宿。

1946年，回国契机出现，赵元任的次女赵新那和女婿黄培云归国教书，他也计划回国任教，和家人团聚，但国内人士不断邀请他担任大学行政职务，让一直避免担任行政职务的赵元任陷入两难。1947年8月，赵元任又在做归国的打算时，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朱家骅第二次邀请他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想到此后可能会面对无穷无尽的行政事务搅扰，他决定暂时留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东方语言学教授。

这种暂居却一直持续了下去。赵元任在伯克利一待就是17年，直至退休。与此同时，科学主义闪光的那个短暂时代也过去了，在赵元任定居美国之后，他年少时期所秉持的科学主义也完成了在中国的历史任务。1950年，《科学》杂志停刊，赵元任当年的同学、《科学》杂志会长任鸿隽说，那时已经有了很多差不多的刊物，再鼓吹科学的重要性就没有必要了。而此时，世界的思想潮流中出现了后现代主义，以及对科学主义的解构与质疑，“庚款”那一代人的青春正式结束了。

约1921年，赵元任在北京的院子里抖空竹。

从早年对音乐、天文等事物的喜爱中，赵元任已经开始初露他“科学享乐主义者”的一面。大女儿赵如兰说他对音乐的爱好是一种有逻辑的兴趣，夫人杨步伟也谈到，她刚刚结识赵元任时，感觉他说笑话“没说出太大意思”，但大家都看得出他自得其乐。正如首都师范大学学者袁一丹所言，赵元任在生活中体现的的嬉戏精神，“不同于梁任公（梁启超）在20世纪20年代提倡的趣味主义，是严格的专业化为前提，经过现代科学方法洗礼的享乐主义”。

安静的书桌是难寻的，但伯克利确实给了赵元任这样自得其乐的环境。科学主义的实用性在中国退潮后，研究本身仍然给赵元任带来了成就与心灵的慰藉，他真的把语言学玩成了一门具备高超逻辑的娱乐。一个典型的故事是：在美国期间，赵元任的大女儿赵如兰一度将外孙女送到赵元任夫妻处照看，赵元任突然对婴儿发出的声音十分好奇，对她咿呀学语的“发言”做了详细记录并录了音，很快写出了一篇语言学中少见的、关于婴孩语言的科学论文。

最后，赵元任将自己从出生到死亡的所有档案都留在了伯克利，因此，国内对于赵元任的研究成果也是很不完善的。而他的温和、不问政治，也导致他在大众心中的形象模糊不清。因此，赵元任档案也是一座亟待挖掘的宝库。赵元任的外孙黄家林回忆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一度想出版赵元任的日记，但由于整理工作太过繁琐，只能先影印出版，供研究者参考。

作为一个视语言研究为生命的人，赵元任对母语和祖国怀有浓厚的情感，他曾说，美国是“这个地球上他去到中国的一个中间站”，中国才是他的目的地。但他能够回去的机会少之又少。1956年，他在美国灌录唱片时，每录到唐诗《长恨歌》《琵琶行》时就无法继续，忍不住落泪。直到1972年中美关系缓和，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赵元任终于在1973年回中国大陆探亲。

外孙黄家林和外公的接触机会少之又少，在他眼中，外公是个看起来很普通，没有任何“大师”光环的老人。黄家林说，网上关于外公的真真假假的“天才”传奇故事众多，也许有一天，他也会写一本书来一一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