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弃戴笠的美女间谍余淑衡

抛弃戴笠的美女间谍余淑衡

戴笠与余叔恒之间的感情，在军统局内部并非秘密。许多军统局成员提到过戴曾有意要与余叔恒结婚。如唐生明称：戴笠的化名“余龙”的来历，“是为了讨好他那个新的情妇余素恒，暗中寓意是余家乘龙快婿”。黄康永称：戴笠曾“表示要同她（余素恒）结婚”。王方南称：“戴笠有个女秘书叫余素恒，原是军统外事训练班的学员，戴有意娶她为妻。”沈醉称：“戴笠很会讨女人的欢喜，当他和女秘书余素恒打得火热时，便连自己的化名也改了姓余，名龙，以暗示他是余家的乘龙快婿。”

一句题外话：上述原军统局成员都将“余叔恒”误写成了“余素恒”。沈醉最先写错，其他人可能是跟风写错。

余淑衡

余小姐是湖南人，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外语系毕业。早在学校期间，就是闻名全校的高材生和校花。她不仅生得漂亮，而且才华出众，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故为许多人所钦慕。

戴笠一见余淑衡，便觉得她在色相、气质、风度、才气、应酬、伶俐、干练等方面都比叶高一筹，于是又将续弦之意寄托在余淑衡身上。

余淑衡生得弯眉大眼，端庄秀丽，十分标致。戴笠一见倾心，便带她在身边，做他的随从秘书。当然，这位如花似玉的女秘书，每天和戴笠厮混在一起，没过多久，两人睡到一块去了。

这样一来，余便同时具有双重身份：白天，随从秘书，夜晚，秘密夫人。那时，余小姐年方20出头，正当青春妙龄，戴笠则年近50岁，虽欲念越老越浓，无奈是力不从心。

为讨余小姐欢心，戴笠乃特服秘方，使出平生一切手段，果然断了其与原来心上人的情思，抱定主意与戴笠厮混一辈子。

原来，余小姐早在家里就已与表哥周学光订了婚，戴笠花言巧语，迫使余淑衡解除了与表哥的婚约。戴笠生怕这一位仙女般的美人儿从手中飞掉，不仅对余体贴备至，而且还特地把余的母亲、妹妹和弟弟从湖南接到重庆，并且经常去看望未来的岳母，亲自问寒问暖，显出万般孝敬。

整顿军统局家属问题，安排余叔恒赴美留学

台湾“国史馆”所藏“戴笠史料”中，藏有近30份“余叔恒”相关档案（仅系笔者查询所得，可能不止此数）。根据这些档案，可以确认一件事情：戴笠没有抛弃过余叔恒。

余叔恒生于1918年，小戴笠21岁（戴1897年生人）。余、戴二人何时发生感情，尚无材料可以说明。1940年5月15日，丁文安报告“不识刘阿丽女士”；次日，戴笠批示“可由叔恒同志向李铁铮先生查询”，可见此时余叔恒已参与军统局的具体工作。

余曾在缅甸仰光为军统工作过一段时间。1941年3月1月，军统缅甸组组长曾图南向戴笠报告，“叔恒决在灰日前飞港”，请求派人前来接替余的工作。戴笠指示：

“余叔恒调离仰光后，该处即须选派一长英文而能译电且有能力者前往接替。为非常时期便于立足计，以行商名义前往为妥。希即照办。因余同志即须离仰，因其护照关系，不能再留也。余离仰光，该处内勤急须干员接之。”

余叔恒被调离仰光，是因为戴笠已决定让她赴美留学。1941年5月间，戴笠曾多次拜托贝祖诒与杨光泩，请他们利用关系，在香港或马尼拉为余叔恒、李如桐（男，军统同批派往美国留学者，主修新闻，后成为有名的翻译家）二人购买船票。最后订购了该年6月19日由香港赴美的“泰来总统轮”。6月中旬，戴笠自重庆飞往香港为余送行，却在机场被英国扣留了12个小时。

余叔恒为何在1941年被戴笠送往美国留学？魏斐德的解释是：戴笠“迷恋上了影星胡蝶”，所以要把余支开。这种说法显然靠不住——众所周知，胡蝶1941年与丈夫潘友声居住在香港。据笔者推断，这可能与1941年军统局在戴笠的主持下开始严厉整顿“家属问题”有关。据沈醉日记，1941年5月5日，“在局本部纪念周中，老板（戴笠）特申述非常时期之责任与意义，并以严肃本身生活相劝勉。世瑞（赵炎五）及外训班史副主任（史泓），为了女人问题更被骂得一塌糊涂。”6月11日，“局本部巨头缉私总署副署长赵炎五，近被老板免去本兼各职，原因是为了要讨小老婆。”8月22日，“没有开会，原因是处长太太进了城，老板决心要疏散眷属。”9月1日，“重庆已半年多了。在老板疏散家眷的命令下，太太们都变成了阻碍团体工作发展的罪人，我要为此而鸣不平了！”唐纵曾批评戴笠这种要求军统局成员与家属隔离的做法不近人情，戴笠则声称这种个人牺牲是抗战所必需。戴如此严厉要求下属，自然必须以身作则；余叔恒赴美留学，应该正是戴笠“以身作则”的结果。

有关余叔恒的电报，须戴笠亲译

抵美后，余叔恒进入卫斯理女校（Wellesley College）就读。戴笠委托密友、军统美国站站长、华盛顿中国驻美大使馆副武官萧勃负责照顾余。1941年10月25日，戴笠发电报嘱托萧勃：“叔恒在美，望弟与钦妹多予照料。今后有关叔恒事，来电希加亲译两字。”戴请萧勃在所有与余叔恒有关的电报上标注“亲译”二字，显然是为了保护二人的隐私。这是叶霞翟、李如桐等其他军统留美学生所没有的“待遇”。

1941年12月，宋子文之弟宋子安在美结婚。8日、17日，戴笠两次指示萧勃，“希弟代我与胡宗南先生送礼。应送何物希商叔恒。”“子安婚礼，希即商叔恒，以我与胡总司令名义购物相赠，价美金百余圆。”在此等重要的人际交往中，余叔恒拥有可代表戴笠的身份，显见二人的感情关系仍然稳固。

戴笠对余叔恒的真爱，延续至戴坠机身亡

“国史馆”所藏“戴公遗墨”全数为戴笠当年的亲笔文件，关于戴、余感情，其中并无来自余叔恒方面的材料。但上述材料已足以证明，魏斐德等人“戴笠引诱/强奸余叔恒后又抛弃余叔恒”的传统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戴笠对余叔恒确实有过一番真爱。这种真爱，并未因余赴美留学而告终，而是一直延续到戴笠去世——笔者所见最后一份与余叔恒相关的档案是1945年10月15日；1946年3月17日，戴笠坠机身亡。戴从未抛弃过余，后世关于戴的各种艳史，据笔者此前考证，尚无一例可以证实。

余叔恒在卫斯理学院获得英语硕士学位后，又在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此后长期在美国大学任教。其夫君陈鹤梅是著名的政治经济学者。1973年，何炳棣于美国亚洲学会年会上谈论大陆问题，其立场与观点曾遭到余叔恒的批评。学术之外，余晚年还担任过“中美教育基金会”会长等职务。1994年，余叔恒去世，享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