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聆听在杭大｜听浦安迪讲“四大奇书”

曾经聆听在杭大｜听浦安迪讲“四大奇书”

□李剑亮

1984年秋，在杭大东一教学楼二楼阶梯教室，中文系教授徐朔方先生主持了一场讲座。主讲者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浦安迪（Andrew Henry Plaks）博士。那年浦安迪博士四十岁光景：面孔瘦削，目光深邃，身材高挑，很显年轻。

讲座伊始，徐朔方先生向大家介绍浦安迪博士的学术经历以及本次讲座的题目。徐先生是我们中文系《古代文学》课程老师。但我们这一届的《古代文学》课，徐先生正好轮空。大多数同学对徐先生只闻其名，未见其人。因此，当我从中文系通知栏里看到讲座信息后，便提前赶到讲座现场。

徐先生的主持方式与众不同，全程采用中英文双语介绍。他先用英文介绍本场讲座的题目“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再用中文表述“明代小说四大奇书”。此前，曾听说徐先生大学期间经历了从英语系转学中文系的故事，颇有几分好奇。此时聆听了他的双语主持词，更是敬佩不已。

浦安迪博士所说的“四大奇书”，便是《金瓶梅》《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这四部明代长篇小说。

浦安迪博士讲述的重点是“四大奇书”中的反讽手法。他指出，反讽不是讽刺，而是言此意彼，表面上看是在讲故事，其实另有深意在其中。浦安迪博士认为，这些16世纪的写本对先前叙事素材所做的是反讽性修改而非直接加工。比如，同样是讲取经故事，百回本的《西游记》就和其他版本很不一样，其中有太多比喻性和寓意性的东西，让人不能不重视这种暗示。明末的百回本小说对民间故事有一种反省，有时并不一定把故事主人公作为英雄看待，而是在道德层面和历史价值层面进行反思。比如，宋江在民间故事里是完美的英雄，在《水浒传》中的形象就未必积极；《三国演义》对刘备和诸葛亮的塑造也是如此。不过，明末的作家对人物形象并不作主观引导，而是留给读者自己去判断。最后，浦安迪博士指出，这四部小说的素材尽管都渊源有自，但却是地道的文人小说，代表了中国散文小说体裁的成型，体现了晚明士大夫们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抱负。

后来，我在杭州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5期上读到了徐朔方先生《我看》一文。文中写道：“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浦安迪教授的力作《明代小说四大奇书》，1987年由该校出版社出版，六年之后沈亨寿先生的汉文译本由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编入季羡林教授主编的《海外中国学丛书》。当我细心阅读作者的原文时，自然回想到我和他在普林斯顿朝夕相处的情景，而译者沈亨寿先生和我有七载同窗之谊。”可见，浦安迪博士当年的那次讲座内容是他当时研究课题的一部分。该书译者沈亨寿1991年12月《译后记》中写道：“本书的译述，承徐朔方教授的关怀和鼓励，又承作者浦安迪教授本人在百忙中对译稿详加校阅，谨此致谢。”

再后来，我在光明日报副刊上读到了徐朔方先生的一篇随笔，内容就是写他1985年应邀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访学一年期间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其中也叙述了他与浦安迪博士“在普林斯顿朝夕相处的情景”。

从某种意义上说，浦安迪博士那次来杭大讲学，既是徐朔方教授与浦安迪教授学术交往的一段佳话，也是杭州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两校之间学术交流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