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牧之的一生：28岁捧红周璇，31岁入党，45岁因“病”被离职

2023-12-06 21:23 来源：风海网点击：

袁牧之的一生：28岁捧红周璇，31岁入党，45岁因“病”被离职

作者: 竹潜民/沈瑞龙出版社: 宁波出版社出版年: 2004

如果从演员的角度来讲他的话，他从1934年到1938年一共演了5部电影，其中主演有4部，在这4部里，《桃李劫》(1934)和《风云儿女》(1935)就进入了《中国电影百年百部名片》名单。

袁牧之在电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如果从导演的角度来讲他的话，他从1935年到1938年一共导演了3部电影，其中他在28岁编导的《马路天使》(1937)代表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艺术发展高峰的标志，更被法国著名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Georges Sadoul(1904-1967)视为‘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先驱’。

赵丹在电影《马路天使》(1937)中的影像

他就是中国电影界的天才袁牧之(1909-1978)，很显然他是聪明的，他不像吴永刚(1907-1982)在《神女》(1934)的加持下——出道就是巅峰后开始遭遇“人生”。

袁牧之则华丽转身成为一个电影家，跑到延安成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但他骨子里的“浪漫“在最后一刻即害了他也挽救了他。

蓝苹在电影《都市风光》(1935)中的影像

客观来讲的话，袁牧之导演的电影只有两部，一部是《都市风光》(1935)，一部就是《马路天使》，最后一部其实是一部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

即使袁牧之没演过戏，只导演过一部《马路天使》就足以在中国电影长河里称霸——2005年，《马路天使》入选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评出的“百年百部最佳华语片”，名列第11位。

“要选20世纪最优秀的电影艺术家，袁牧之肯定是其中之一；而要选20世纪中国电影的经典作品，袁牧之1937年编导的有声影片《马路天使》一定会榜上有名。”

袁牧之在电影界“高光”的时刻，现在看来就在1934年到1938年，在这4年里，他似乎把自己平身所学全部使了出来，燃烧自己的小宇宙，在璀璨的银河里留下了自己光辉灿烂的星光。

袁牧之和陈波儿在电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袁牧之在他25岁的时候就进入了当时被国民党称为“赤色大本营”的电通影片公司。

在夏衍(1900-1995)等人的帮助下，写出他的第一部电影剧作《桃李劫》(1934)，并在其中塑造了他的第一个银幕形象陶建平。

凭借面目英俊，体形颀长，动作协调，聪慧敏感，表现欲极强而又有很好的自控力，这都是袁牧之成为一个优秀演员的本钱。

袁牧之在电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影片《桃李劫》描写一对富有正义感和反抗精神的表兄妹，满怀着为社会谋福利的热望，从学校毕业走上社会。

婚后，遭受到黑暗势力接踵而来的打击，致使他们的幻想破灭，家破人亡。

袁牧之和陈波儿在电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袁牧之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洞察力，通过表兄陶建平从幻想、自负、灰心失望到痛苦挣扎的生活遭遇，生动地刻画出他的思想性格，真实地揭示了黑暗社会中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和广大失业者、工人被残酷剥削的社会现实；指出了陶建平的个人反抗和幻想必然破灭的结局。

袁牧之在电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剧本的结构严谨、简洁、严格按照生活真实所选取的细节和场景，闪烁着现实主义艺术的光彩袁牧之扮演陶建平这一角色，虽有某些舞台表演的痕迹，但对塑造人物的典型性格，却十分准确而有力。

袁牧之在该片自任男一号，编剧、表演之外，还积极协助应云卫(1904-1967)的导演工作。他在分镜头剧本的基础上，用约有16开大小的硬纸卡片，把每个镜头地位、演员地位及其对话记在上面。

袁牧之和陈波儿在电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开拍前，由导演把当天计划拍摄的镜头卡片发给演员，并向全体工作人员说明一遍。袁牧之开创的这种做法在“电通”后续拍片活动中沿用下去，并影响到解放战争时期相关电影的摄制方式。

影片当中，袁牧之和女主演陈波儿(1907-1951)还共同演唱了主题歌。那是中国音乐史上又一首能够写进史册的歌曲，由田汉(1898-1968)作词、聂耳(1912-1935)作曲的《毕业歌》。

袁牧之和陈波儿在电影《桃李劫》(1934)中的影像

“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歌声响处，正是男主人公被执行枪决的时刻。尽管此时他已经热血洒地，但无论前途多少苍茫，多少泪湿眼眶，我们只要前行！

这首歌后来后来一直都在中国传唱，就是唱着这首《毕业歌》广大的青年走上了民族解放的战场，为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去流血去牺牲，这首歌就如一支民族强心剂，让年轻人去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作者: 杨新宇/李欣出版社: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年: 2020-10

因为主演《桃李劫》，袁牧之一炮打响，成为电通公司当红的男演员。而在这之前，袁牧之是叱咤舞台的戏剧界风云人物，尤以化妆造型著称，有“千面人”之誉。

袁牧之初入影坛的起步是成功的。他编剧并主演的《桃李劫》是中国第一部以有声手法拍摄的影片，并成为“五四”以来最优秀的影片之一，在中国电影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袁牧之和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1935)中的影像

“春风得意马蹄疾”袁牧之在电影编剧上织马试驰后，主演了《风云儿女》(1935)。

电通影片公司这时对袁牧之也是格外高看，让他与当时的大明星王人美(1914-1987)在《风云儿女》演对手戏，分明是将袁牧之抬升至一线影星的地位。

袁牧之在电影《风云儿女》(1935)中的影像

袁牧之在《风云儿女》继续发挥人物造型的强项，饰演的男主角辛白华面部干净爽利，发型略带卷曲，身着当时上海最时兴样式的西装，还有领花和斗篷加以装点，充分表现了青年诗人风流倜傥的一面。

在表演方面，袁牧之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在前部影片的戏剧化表演程式，对辛白华的人物塑造较陶建平要复杂真实。

袁牧之和王人美在电影《风云儿女》(1935)中的片尾唱着《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像

《风云儿女》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那首歌叫《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袁牧之这些演员们首次演唱的，后来这首歌不断影响着中国人，最后，这首歌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是田汉在监狱里写在烟盒上，通过探监的同志带出来，然后由聂耳在为其谱曲时做了一些改动。

袁牧之在电影《都市风光》(1935)中的影像

紧接着，袁牧之又在电影导演创作上抖缰一逞了。1935年，才华横溢的他又自编自导了《都市风光》(1935)，并在影片中客串扮演了拉洋片的老头。

《都市风光》是中国第一部音乐喜剧故事片，也是袁牧之电影导演的处女作。

影片《都市风光》以清新活泼但又辛辣尖刻的特有艺术风格，较为深刻地反映了旧中国大城市社会生活的畸形怪状，生动地揭示了小市民阶层人物的停滞和愚昧。

电影《都市风光》(1935)中的影像

影片时而抨击，时而讽刺时而叙实，时而夸张，常常以几个画面，就构成对一事物的讽刺诗，幽默画，把黑暗社会生活的糜烂腐朽无情地撕开来展现在人们面前。

袁牧之在影片中插进一段动画片，以及电影配乐和歌曲，都增加了影片的活泼气氛和讽刺效果。

1935年，电通画报第十期《都市风光特辑》，从上到下--右：顾梦鹤、蓝苹、蔡若虹、白璐；左：周伯勋、吴茵、唐纳、张新珠

袁牧之的电影情怀在解构与建构之间等待。显然，《都市风光》带有着一定的对社会的解构的色彩，各色人等，诸般人物，基本没有什么正面形象，他们自私自利，贪婪没落，一个旧社会的人生百态酣畅淋漓地展现出来。

但袁牧之最后没有给出答案，他在电影中解构了一个旧的社会，但没有建构一个新的社会，它的结局是彷徨的。从后来的人生走向仿佛可以看出，此时的袁牧之在等待，等待一个新的世界的到来，也等待一个新的人生。

顾梦鹤和蓝苹在电影《都市风光》(1935)中的影像

谁也料想不到的是，这部电影中女星蓝苹(1914-1991)后来最最想销毁自己主演的电影就是这部。

如果说《王老五》(1937)是蓝苹电影形象中最“邋遢”的女性的话，那她在《都市风光》中扮演的角色则是她电影形象中最势利最风流的一个“资产阶级的女蛀虫”，以她后来的身份，她在影片中衣着华丽，和人亲吻，举止轻浮的形象，势必会遭到“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唾弃。

顾梦鹤和蓝苹在电影《都市风光》(1935)中的影像

所以袁牧之在以后的岁月中，也因为这部电影没少遭到“关照”。

当时电通影片公司以反帝反封建主题鲜明的重磅炮弹投向黑暗社会，震惊了国民党反动当局。

于是他们从政治、经济两方面向“电通”反扑过来。这让电通公司的发展高峰刚刚来临，就立刻走向低谷，甚至消亡。

1935年对于袁牧之而言，可以说在进入电影领域才一年左右时间，便风头猛劲，取得了多个重要的成就。

然而在这一年的年底，电通就因为政治环境停业了，尽管他们的计划还有《燕赵悲歌》、《沙漠天堂》、《街头巷尾》等。

细算起来，电通公司存在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公司一共拍摄的四部影片中，袁牧之或编或演或导，一个人就占了三部。

袁牧之和陈波儿在电影《生死同心》(1936)中的影像

1935年末，“电通”被迫停业后，袁牧之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二厂。

结束了电通的工作，袁牧之与应云卫等人由于在电影界出色的表现转入明星影片公司。

袁牧之没有想到，与陈波儿在《桃李劫》时结下的缘分在这里得以再续。

1936年7月，明星公司准备拍摄由阳翰笙编剧的电影《生死同心》(1936)。影片由应云卫导演，袁牧之和陈波儿主演。

袁牧之在电影《生死同心》(1936)中的影像

影片中，袁牧之又一次挑战自我，一人分饰两角，与陈波儿一起，在电影中大放异彩，获得了高度赞誉。

影片以大革命为背景，描写人民奋起抵御外侮的斗争。

在影片中，袁牧之扮演了久经磨炼的革命志士李涛和天真无邪的华侨青年柳之杰两个经历不同，性格殊异的角色，两个形象的塑造都很鲜明、丰满。

袁牧之和陈波儿在电影《生死同心》(1936)中的影像

与此同时，袁牧之酝酿着《马路天使》(1937)的创作。

那时，社会的黑暗、沉闷、令人窒息。袁牧之和赵丹(1915-1980 )、魏鹤龄(1907-1979)等人常到小酒馆去交谈创作。

在这里，他们接触到社会底层的人民群众，看到他们备受欺压的悲苦命运，这使袁牧之的心里郁积着一种强烈的控诉欲望。

电影《马路天使》(1937)剧照，赵慧深和周璇

于是他开始构思描写都市下层社会生活的《马路天使》。为了深化主题，袁牧之曾经到过妓院、茶馆、澡堂、理发店去观察他所要表现的生活。

当时袁牧之心里已经非常有底了，他要让赵丹出演男一号小陈，让魏鹤龄出演老王，让在舞台剧《雷雨》中有出色表现的赵慧深(1914-1967-12-0)出演姐姐小云。

周璇在电影《马路天使》(1937)中的影像

妹妹小红呢？她可是电影中的核心人物。袁牧之把眼光锁定在艺华公司的一个小女星身上，她此时还仅仅是个群众演员，偶而出演一个主人旁边的小丫环，她就是周璇(1920-1957)。

袁牧之曾在拍摄《风云儿女》时就对周璇有一个良好的印象，当时周璇在《风云儿女》中饰演一个镜头不多的小歌女；而《马路天使》剧本中设计的女主角歌女小红，无论是从角色定位、演唱才能还是从票房价值等方面考虑，周璇都是最佳的人选。

赵丹在电影《马路天使》(1937)中的影像

周璇自己曾在20世纪40年代的《万象》杂志写的文章中回忆拍摄《马路天使》——

“我有个哥哥叫周履安，他是我养父所生，曾演过话剧，在明星公司拍过戏，和袁牧之是朋友。袁牧之在明星公司导演《马路天使》时，他提议向‘艺华’借我客串演出，这是因为剧中人适合我的个性，他估计我能胜任这个角色。当时‘明星’和‘艺华’说好条件，由‘明星’借白杨给‘艺华’拍一部戏。‘艺华’答应我在‘明星’客串一部戏作为交换……” 这样，周璇就顺利地进入了《马路天使》剧组。

周璇在电影《马路天使》(1937)中的影像

白杨(1920-1996 )何许人也？她就是电影《十字街头》(1937)中出演敢爱敢恨的上海女职工杨芝瑛的白杨，当时正如日中天，票房价值不知比周璇要高出多少倍。

但袁牧之却不这样看，他立即动员明星公司的老板同意用白杨去换周璇，此时的他更像一个赌徒，他把“宝”都压在了周璇的身上。

不出袁牧之所料，周璇的表演丝丝入扣，感人至深。她在电影中两次演唱《天涯歌女》，完全唱出了两种不同的味道，让作为导演的袁牧之十分满意。

周璇和赵丹在电影《马路天使》(1937)中的影像

袁牧之以现实主义艺术家所特有的清醒头脑，对现实生活的敏锐观察力，在影片《马路天使》中成功地塑造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妓女、小歌女、吹鼓手、报贩、失业者、剃头司务、小贩等一群有血有肉的鲜明的艺术形象；热情地歌颂他们纯真、善良、互相帮助，勇于牺牲的高贵品质。

影片通过对他们贫困的生活，失业的痛苦，非人的遭遇，以及任人凌辱和压迫命运的描绘，尖锐地抨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统治。

赵丹在电影《马路天使》(1937)中的影像

在整部影片中，显示出袁牧之的电影视觉特性突出，蒙太奇和音乐、音响等技巧运用自如的艺术功力。

《马路天使》是袁牧之现实主义编导艺术的高峰，它标志着我国进步电影工作者无论在编、导、演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马路天使》在1937年7月底放映时，轰动了整个影坛，受到观众和舆论的一致好评，被誉为“中国影坛上开放的一朵奇葩”。

电影《马路天使》(1937)剧照

当年7月24日，《马路天使》在上海金城大戏院正式开映，到8月13日上海抗战打响，仅仅21天，观众却超过了10万人次。

“这是20世纪30年代初中期掀起的新电影运动的最后一部影片，也是有声片在30年代中国电影发展旅程中的趋向成熟之作。”

“……《马路天使》被当时的影评家们视为‘足与外片相对抗’。”

电影《八百壮士》(1938)剧照，左一袁牧之、左二陈波儿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进入国共两党合作时期，他与陈波儿一起在武汉主演了阳翰笙(1902-1993)编剧、应云卫导演的《八百壮士》(1938)。影片描写“八·一三”上海沦陷后，中国军队近八百名爱国士兵坚守阵地，誓不投降，抵抗到底的故事。

袁牧之扮演的谢晋元团长，真实而富有激情。影片公映后，大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激情，在国际上也引起强烈反应。

延安电影团1939年在华北敌后留影：吴印咸(左二)、叶昌林(左三)、徐肖冰(左四）、袁牧之(右二)

在武汉汉口期间，袁牧之找到了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主持工作的周恩来，表示他想去延安的想法，周恩来希望他到延安去，到抗日前线去，运用电影这个武器记录革命圣地延安，记录八路军的英勇战斗事迹。

袁牧之到延安后，党组织立即抽调了有关干部，成立了八路军总政治部直属的延安电影团。

电影团下辖一个摄影队，一个放映队，由袁牧之负责艺术创作方面的工作。

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中国版海报

延安电影团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书写了中国电影史上辉煌的一页，它是标志着人民电影事业起点的里程碑。

1938年10月1日，延安电影团在陕西省中部黄帝陵拍摄了袁牧之编导的大型历史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的第一个镜头。

《延安与八路军》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表现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地爱国青年，冲破封锁线，投入延安的怀抱；第二部分记述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风貌；第三部分表现八路军的战斗生活；第四部分反映青年们经过延安的哺育后，奔向前方。

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剧照，八路军作战部队

影片的延安部分拍完后，电影团于1939年1月分两路去拍摄八路军在敌后的战斗生活。袁牧之和徐肖冰等人去晋东南，吴印咸则去晋西北。

他们跋涉在前线、敌后，深入群众的斗争生活，历尽了艰难险阻，拍摄了敌后生活和战斗部队典型的事件和指战员的鲜明形象，历时两年之久。

左起：关向应、袁牧之、贺龙等人在一起

这部影片内容丰富，思想鲜明，结构严谨，镜头生动。它的成就是中国过去任何纪录片所不能比拟的。《延安与八路军》为中国人民电影创作开辟了艰苦战的传统，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1940年党组织派袁牧之和担任《延安与八路军》影片作曲的冼星海(1905-1945年)，携带影片底片的全部素材去苏联考察、学习，并最后完成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影片。

1940年，31岁的袁牧之回到延安后，经关向应介绍，陈云经办，在延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

袁牧之在东影全厂大会上讲话

此后，袁牧之在苏联生活了５年。他还进入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先后担任过故事片实习导演、场记、新闻记录片导演等职务，后来，还当过苏联著名电影大师谢尔盖·爱森斯坦Sergei M. Eisenstein(1898-1948)的助手，参加了《伊凡雷帝Иван Грозный》(1944)、《彼得大帝》等影片的摄制。

1946年2月，袁牧之回到祖国。1949年2月，袁牧之奉调进京，同年4月份，中央电影管理局成立了，袁牧之担任局长。

左起：吴印咸、周从初、袁牧之合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他担任了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积极领导了全国电影事业的建设工作。在局长任上，他将艺术态度和行政手段结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领导魅力和风格。

这一时期，袁牧之虽然没有再从事创作，但对当时出产的影片都要亲自过问，具体帮助许多创作人员的工作，甚至亲自到剪接台上帮助新导演剪接影片。

左起：张闻天、吴印咸、陈波儿、刘英、袁牧之

由赵丹主演的《武训传》(1951)、在全国放映时还好好的，到最后引起集体“批评”引发震动，这让整个文艺界处在“山雨欲来”，导致在1952年1月，袁牧之在电影局整风会上就《武训传》、《关连长》(1951)、《我们夫妇之间》(1951)等影片被批判了，他就此做过多次了检讨，两个月后，组织上安排袁牧之离职疗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