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决狱是怎么一回事？它靠谱吗？

春秋决狱是怎么一回事？它靠谱吗？

这几天很多人在谈「春秋决狱」，而有关春秋决狱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发生在唐朝的徐元庆案，所以有必要说一说。

在唐朝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其父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于是他改姓换名，到赵家做苦佣，伺机杀死赵御史，为父报仇，然后自缚见官自首。

这桩谋杀案引发了朝廷的巨大争议：依照唐律（法）规定，徐元庆必死无疑；可是依照伦理人情（礼），徐元庆反而应该受到表彰。围绕这个案子，前后近百年，酝酿了三种方案。

【方案一：先杀后赏】

就在众人束手无策的时候，大诗人陈子昂出面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对就是他），他写了一篇《复仇议》，大意是：「礼」使人进步，使社会道德文明，而「法」在于维持国家秩序。两者各有其用，相辅而成，不可偏废。故徐元庆依法当杀，但其为父报仇，精神可嘉，故建议先杀，而后再好好的表彰一番。此提议非常巧妙地避开了「礼」「法」的冲突，不仅维护了法律的尊严，也维护的伦理人情，得到了武则天的认可，最终按此执行。

【方案二：不杀宜奖】

然而百年之后，散文家柳宗元表示反对，写了一篇《驳复仇议》，认为：（一）又杀又赏，自相矛盾，让后人无所适从。（二）徐元庆的父亲是冤死的，徐元庆报仇理所应当，陈子昂判他死罪于逻辑不合。（三）徐元庆因四处上访无效，才自己报仇的，罪在有关部门，不在徐元庆，所以徐元庆不但不能杀，还应该表彰。

【方案三：杀奖随意】

在柳宗元纸上断案之后数年，又发生类似案件：唐宪宗元和六年秋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报父仇，杀秦杲，自诣县请罪。皇上又犯难了，下敕召群臣共议。柳宗元的好朋友韩愈写了议《复仇状》：子复父仇，见于《春秋》，合于礼数，从未治罪，法律之所没规定此条，就是为防止人们凭借着法令擅自杀人，否则就无法阻止此类事情的发生了。韩愈说，执法在人不在法，要让执法官员根据实际情况，酌情处理。最后梁悦被判「杖一百，流循州」，后遇赦旋里。

以上三个方案，陈子昂的逻辑是「在行动上守法，在思想上遵礼」，柳宗元的逻辑是「守法要给遵礼让路」，韩愈的逻辑是「遵礼还是守法，看着办」。也就是说，只有陈子昂稍微考虑维护一下法律的尊严外，韩愈、柳宗元首先维护的都是礼。

当然有人会说，父仇不共戴天，报仇天然正义，真的如此吗？曹操为报父仇，找不到元凶，就将徐州屠城，这也是正义的吗？如果是，是不是在《二十四孝》前还要加上一条「复仇屠城」？

那么什么是「春秋决狱」呢？他是不是和孔子相关呢？

我们知道，《春秋》是孔子最重要的一部著作，首先孔子不许弟子变更《春秋》一字，然后还说了句「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句话后来某影帝引述为「知我罪我，其惟春秋？」竟然还成了流行语。

尽管「春秋决狱」冠以《春秋》之名，但是他其实和孔子本人没多大关系，而是汉代的董仲舒一手炮制的。孔子以后，有左氏、公羊、谷梁三家传承《春秋》大义，这就是后来的「春秋三传」。董仲舒是《春秋公羊传》的传人，公羊派的特点是从《春秋》的只言片语中，剽剥所谓「微言大义」，再加以贩卖。所以「春秋决狱」准确地说，应该是「公羊决狱」。

公羊派的荒唐言论我就不多说了，简单介绍一下这一派的代表人物。这个学派的疯子，除了汉代的董仲舒，还有清代的康有为、当代的蒋庆等。董仲舒曾经说某次火灾是因为汉武帝失德，惹得龙颜大怒，差点儿丢了性命。

下面了解一下春秋决狱的根本精神吧——

（一）原心定罪

原心定罪也叫「论心定罪」，这个「原心」看起来好像与现在法学的「动机」相似，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并非如此，董仲舒给出的解释甚至违背了《公羊传》，根据好熊熊逸的观点，其实最终没有标准，因为灵活性太大。所以，原心定罪的结果是，腹诽心谤成了大罪，而杀人诛心成了常态。

（二）亲亲相隐

因为孔子曾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所以董仲舒认为，亲亲相隐才合法，告发亲人是要定罪的。也就是说，按照春秋决狱的观点，大义灭亲等于犯罪。

（三）以礼入法

礼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标准之一，可以使法治更为人性化，比如主张不杀孕妇、产妇，不搞株连等。但以礼入法导致后世礼法不分，造成了以礼杀人的局面，孔融被杀，是因为说了违背孝道的言论；嵇康被杀，是因为被诬告不孝的吕安辩护；更不用说在民间，乡绅动不动浸猪笼。

春秋决狱作为礼治的标准，在法制尚不健全的年代，用古圣先贤的经验作为辅助标准，曾经起到过积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法治已渐趋完善，但礼治也自成体系，从而在很多案件中形成了双重标准。从徐元庆报父仇一案可以看出，早在唐朝，礼治就已经成为法治最大障碍了。那些高呼恢复礼治，鼓吹报仇无罪的现代人，我觉得应该用时光鸡把他们送回浸猪笼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