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子珍的弟弟被红军执行纪律，毛主席得知后一言未发

贺子珍的弟弟被红军执行纪律，毛主席得知后一言未发

他叫贺敏仁，是贺子珍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弟弟。红军长征后，哥哥贺敏学和妹妹贺怡被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贺子珍和小弟弟贺敏仁随中央红军踏上漫漫征途。

右起：贺子珍，贺敏仁

贺子珍共有兄弟姐妹五人，哥哥贺敏学、妹妹贺怡和贺先圆、弟弟贺敏仁。贺敏学和贺子珍参加革命较早，小妹贺先圆很早就牺牲了。贺怡和贺敏仁随后也参加了革命。最小的贺敏仁13岁就参加红军，是红军中队伍中有名的红小鬼，由于“敏仁”与“美人”谐音，所以大家都开玩笑的叫他“贺美人”。贺敏仁起初在黄公略率领的第三纵队当战士，后来三纵扩编为红六军后，贺敏仁当来一名司号员，就是一名吹号兵。那个时候是艰苦的战争年代，对年龄把关没那么严格，很多10多岁的孩子都参加了红军，都还没有枪高。他们在部队里一般都是干通信、侦察、放哨、司号及警卫工作，或者是为领导放马、喂马等，也就是通信员、侦察员、司号员等。

贺子珍与小弟贺敏仁

红军长征翻越大雪山后，到达毛儿盖藏民区，为了执行中央的民族政策，红军队伍都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藏区纪律，私自偷拿藏民的东西，处罚是非常严厉的。比如红四方面军31军军长余天云的妻子，长征时任红军妇女师第二团团长，在过草地时饥饿难耐，就违反纪律宰杀了藏民的一头牦牛来充饥，结果藏民告到张国焘那里，张国焘二话不说，直接下令将刘伯新枪毙。贺敏仁当时还是个孩子，姐姐、哥哥都是红军中的干部，毛主席又是他姐夫，所以平时口无遮拦，说话很随意。当然，有时也发发牢骚，这也有情可原，毕竟他还只是一个17岁的大半孩子，哪懂得那么多。

红军时期的贺子珍

红军到达毛儿盖时，人困马乏，饥饿难耐。贺敏仁饿得受不了，听说附近的山上有个喇叭庙，喇叭都跑光了，就一个人偷偷地上了山，跑到喇叭庙大门前，一看，大门上贴了告示：红军战士严禁入内！原来，红军队伍到达藏民区前，国民党进行了反动宣传，污蔑、诋毁红军，再加上汉、藏风俗习惯不同，民族隔阂较深，因此红军到来前，村里的藏民和庙里的喇叭都跑得的干干净净。而针对敌人的反动宣传，中革军委也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藏区制度，遵守革命纪律，不拿藏民一针一线，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毛主席与贺子珍

贺敏仁饿得头晕眼花，看看周围又没有人，自己好不容易私自跑了过来，不进去看看太亏了。于是，贺敏仁推开庙门走了进去，发现供桌上却没有吃的食物，但地上散落着一些铜板。贺敏仁想着有铜板就能买到吃的，于是就脱下褂子，捡了大概有100枚左右的铜板。再捡拾铜板的过程中，贺敏仁也觉得不妥，他年纪小，但也当了五年的兵了，晓得红军的纪律。本想放弃，但肚子饿得咕咕叫，再一想，这些铜板也不算是偷的、抢的，是在地上捡的。再说了，即便是“东窗事发”了，最多也就是挨批评、受处分、做个检讨罢了。当然，贺敏仁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哥哥、姐姐都是红军中的干部，毛主席是他姐夫，就算是自己犯错误了，也不至于怎么样。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贺敏仁捡了大概有一百多个铜板，然后就悄悄地返回了部队。

解放战争时期的贺敏学，建国后任福建省副省长

谁知，贺敏仁刚回到连队，就有人将他私自上山、偷拿喇叭庙里的钱财上报到了师部。问题严重的是，别人状告他拿的是1000多块银元，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很快，贺敏仁就被保卫部门带走调查，贺敏仁承认去了喇叭庙，但只承认自己拿了100多个铜板，不是大洋。但保卫部门的人不听他分辩，将他五花大绑关进了禁闭室。

毛主席与贺子珍在陕北

很快，贺敏仁违反群众纪律，偷拿藏民银元的事就传开了。大家都群情激愤，有说他胆子太大、竟敢偷拿藏民钱财，目无法纪。有说他破坏红军纪律、给红军脸上抹黑。有说他不配当红军战士，顶风作案，是害群之马。有人建议开除贺敏仁军籍、将他赶出红军队伍。师部经过研究决定：枪毙贺敏仁！以正视听，以正法纪，以维护红军铁一般的纪律。

红军司号员

命令下到团部，团领导犯了难，毕竟贺敏仁还是个孩子，又是毛主席的妻弟。他们想给毛主席发报汇报这件事，但那时候发报机落后，要手摇充电，时间很长，而且就算是发报机有了电，也不一定能联系上毛主席。于是，团里决定派人骑马去向贺子珍说明这件事。而关押中的贺敏仁也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委托一个看管的战士给姐姐贺子珍写信求救，但那位战士是个大字不识的文盲，琢磨了一夜，一个字也没写出来，后来就索性不管了。而师政委等急了，担心处理晚了会在藏民中、部队中产生不良影响，于是下令：军法如山，立即执行！并亲自下到团里监督执行。

贺子珍与毛主席在延安

贺敏仁直到被处决前还大喊冤枉，说自己拿的是铜板不是银元，自己也拿不动1000块银元。但不管是银元还是铜板，都是藏民的财物，贺敏仁都算是严重违反纪律，犯下严重错误。红军是有钢铁般纪律的队伍，战士们是绝对不能私自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即便是饿死也不能。贺子珍得知消息时，已经晚了，贺敏仁已经被执行了纪律。但她并没有将这件事告诉毛主席，因为当时毛儿盖会议正在进行，毛主席与张国焘的斗争很激烈，她不想让毛主席分心、担心，就把这件事隐瞒了下来。

民国时期的银元，以袁大头为主

贺子珍当时负重伤还没有痊愈，她虽然很伤心，但还是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做了客观的调查。事实证明，弟弟的确是违反红军的纪律了，而且等于是顶风违犯，明知故犯。虽然他拿的是铜板不是银元，也不是别人状告的那么多，但性质是一样的。事实上，1000块银元就是送给贺敏仁他也拿不动，1千块大洋重量近百斤，一个强壮的挑夫挑起来也费劲，何况是贺敏学一个半大的孩子呢！再说了，1千块银元不是小数目，贺敏仁能藏在哪里呢？就算是搬回连队，难道就不怕别人发现吗？再退一步说，喇叭庙里有上供的铜板令人信服，但有那么多银元就有点夸大其词了！难道喇叭跑了还要把银元洒落在一地吗？比如现在的寺庙里，能见到游客施舍的硬币，但你能见到大额纸币吗？能见到百元大钞散落在地上吗？肯定是不现实的。

贺敏仁被执行纪律后，他的遗物就一个小背包，一条小军毯，别无他物。其实，偷拿藏民钱财是事实，但数额肯定是有区别的。100枚铜板按市价只折合1块银元！也就是说，贺敏仁等于是拿了藏民一块银元。

长征初到陕北面容憔悴的毛主席，

长征到达陕北后，红军有了落脚点，生存环境稳定了下来，贺子珍才将此事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点起一支烟，久久不语，没有说一句话。很显然，这件事是处理得过了，也处理得比较急，处罚得太过严重了。贺子珍后来也没有再深入调查这件事，没再干预。更没有利用自己的地位打击报复等。建国后，贺子珍再谈及这件事时，平静地说：“小妹先圆被敌人杀害了，这没办法。但没想到小弟竟会死在自己人手里。如果发生在平时，肯定要争个是非曲直，但当时是在打仗，是红军生死存亡之际，我要服从大局，更不能干扰主席的工作。就算是有人陷害，我也得用红军的纪律约束自己，约束自己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