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台湾如何站稳脚跟？只因做好了4点，保证其父子长久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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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逃居台湾。蒋介石为了立足台湾、反攻大陆，确立了新的安全战略，采取了各种安全措施：在内政上以收拾残局，稳固政局为主；在经济上试图通过发展经济，以维持社会与政局的稳定；在对外政策上取倚美联日之势；在大陆政策上叫嚷“反攻大陆”、“反共复国”，加强政治心理统治；在军事上顽固坚持与大陆进行军事对抗。

一、建立统治秩序

在国民党窜台初期，台湾岛内人心动荡，惶恐不安，失败主义情绪弥漫；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统治不稳；在军事上，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已今非昔比，盘踞在台湾及附近海岛的兵力共约60万人，空军约有飞机400架，海军约有舰艇50艘，但其中有半数飞机和舰艇己不堪使用。有鉴于此，蒋介石的当务之急便是建立统治秩序、稳定台湾政局。

蒋介石在检讨其在大陆失败的教训时认为，根本原因不在于军队的实力，而在于国民党内部“组织涣散”、“精神堕落”和“气节的丧失”。为此，蒋介石于1949年7月提出整党方案，1950年成立由陈诚，蒋经国等16人组成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取代原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开始进行对国民党的“改造”。这场改造运动历时2年多，初步取得了一些成果。

一是清除了政治上的异己，加强了蒋介石父子对国民党的控制，巩固了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地位；二是为蒋介石将政权禅位于蒋经国做好了辅垫：三是整顿了各级党务组织，加强了国民党的控制力。通过“改造”，国民党各级组织的混乱状况有所改变，党内派系斗争得到缓和，蒋介石的集权统治大大加强，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其阵脚。

早在蒋介石集团逃台前的1949年1月，国民党便在台湾设立了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并以在台湾安全设防为由，开始对出入境实行管制。5月19日，颁布戒严令，宣布台湾处于“战时动员状态”，实行“临时戒严”。

其后，国民党当局依据《戒严法》陆续制定了《惩治叛乱条例》、《非常时期农工矿工商管理条例》、《戒严时期防止非法集会结社、游行、请愿、罢工、罢业等规定实施办法》、《勘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戒严时期新闻纸杂志图书管制办法》以及关于出人境、山海防、交通、电信等30多种法令法规条例，对社会和经济进行全方位的严密控制。

仅拿报纸来说，台湾当局实行“停登、限张、限印”的报禁政策，不准新报纸登记，停发报纸登记证，致使从1951年到1987年36年间没有新报纸问世。原有的25家日报和6家晚报的版面也严格限制，不准任意扩版，而且只准在发行处所在地印刷。

为加强对台湾的严密控制，蒋介石先后撤销了军统和中统，重新调整加强特务机构。1949年7月，他在高雄召集特务机关的头目秘密开会，决定建立包括蒋经国在内的“政治行动委员会”，以便“统一所有情报工作，并使之充实、强化”。

1950年，政治行动委员会改名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一切党政特务机构，均归其管辖指挥，大权实际上操在蒋经国的手中。1954年，总统府机要室又改称为“国防最高会议”，蒋经国任副秘书长，1967年再改为“国家安全会议”，机关为“国家安全局”。

国民党当局授予陈诚的警备司令部以非常时期实行“检肃”的特殊权力，在台湾各地形成了近10万人的警宪组织网络，从而加强了对社会各阶层、各部门的特务统治。

为加强对青年的控制，台湾当局于1952年10月成立了“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蒋介石亲自担任团长，蒋经国任总团部主任。该团在各县市和大中学校普遍建立分支机构和外围组织，拥有幼狮通讯社、幼狮出版社、幼狮广播电台等一整套文化宣传机构，成为国民党当局控制广大学生及社会青年的“最大最活跃的政治团体”，其性质是大陆上原“三青团”的翻版。

二、发展经济基础

50年代初期，台湾的工农业尚未得到恢复，经济严重衰退。工业设备陈旧，原料匮乏，资金困难，技术落后；农业因耕地不足而造成粮食短缺。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家属大约200万人涌至台湾后，使岛内粮食及日用品更加供不应求，市场物资极度紧张，价格急剧上涨。

蒋介石深知，经济基础的强弱是决定社会与政局能否稳定的关键因素，为此，国民党当局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恢复与发展经济。

第一，实行“土地改革”政策，刺激农业生产。

台湾农村的土地问题一直十分尖锐，岛内可耕土地的77.6%掌握在国民党当局和地主手中，而98.3%的农户中有半数是无地佃雇农。为解决这一问题，国民党当局自1949年起开始在台湾分三步实行土地改革。

第一步是“三七五减租”，即规定地主收租最多不得超过租耕地全年收成的37.5%，如遇灾年还可酌情减免。此举大大减轻了佃雇农的负担，提高了生产积极性。

第二步是实施“公地放领”，将当局手中的“公地”以“低价”转售农民，以解决农民无田或少田的问题。

据统计，1951年至1976年，台湾当局共计实施过9次“公地放领”，出售约13.9万公顷土地给28.6万户农民，放领面积超过台湾总耕地面积的15%，由此所扶植的自耕农占当时全岛自耕农总数的40%。

第三步是推行“耕者有其田”政策。“公地放领”的实施并未能完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全岛56%的土地仍控制在地主手中。为此，自1953年5月起，“耕者有其田"政策开始全面推行。其具体做法是，规定地主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超出部分由当局征购后转售予农民。到1953年底，台湾当局共征购土地13.93万多公顷，占全部出租耕地的56%，承领土地的农民计19.48万户，占佃农总数的64%。

第二，实行经济转型，牵动以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向前发展。

50年代中后期，经济发展难以适应人口的高速增长，失业率居高不下。

为此，台湾当局自1957年至1972年连续实施了第二至第五期“四年计划”，其主要措施包括：增加农业投资和生产，实施外汇外贸政策，优先发展外销、能源、钢铁、纺织工业，促动经济重心由农业转向工业等。这些措施带动台湾自60年代起出现了一个大约为期10年左右的高速增长期。

1963年至1972年，台经济平均年增长率达10%以上；1963年工业产值首次超过农业产值；1964年财政收入由赤字转为盈余；70年代初外贸由入超转为出超。经济的发展为国民党政权的巩固和政局的稳定提供了物质条件。

第三，强化财经决策机构。

自1949年起，台湾当局便十分重视对经济工作的管理，加强了政权对经济活动的干预，一方面广揽财政、经济方面的优秀技术人才及管理人才，提高了财经机构的决策水平。从1949年的“台湾地区生产事业管理委员会”到1953年的“行政院经济安定委员会”，再到1963年的“行政院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台湾始终维持着一个综合的、有较大经济权力的宏观设计管理机构，负责全面地有计划地推动经济发展。这为台湾当局在若干重要的经济转折关头，选择基本正确的策略与有效的措施提供了可靠保障。

第四，大力推动出口贸易。

针对台湾自然资源贫乏、市场狭小的岛屿型经济特点，台湾当局自60年代起，开始推行出口扩张型经济发展战略，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推动出口贸易的发展。进入70年代以后，台湾逐步形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这为其后台湾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相当雄厚的基础。

第五，鼓励民间储蓄，开辟投资财源。

自50年代起，台湾当局采取种种手段，利用各种渠道，鼓励民间储蓄，一方面提倡节俭，控制消费，一方面提高存款利率，并对存款获利给予免税优惠。同时，充分利用美援加速经济建设，使民众增加的收入尽量少用于消费多用于储蓄，以扩大经济建设投资。在这一政策的刺激下，到1972年，台湾的储蓄率已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

三、寻求靠山

在蒋介石统治时期，台湾的“外交"基本上是以对美、日关系为中心，意在寻求靠山，与大陆对抗。

蒋介石集团溃逃台湾之初，美国杜鲁门政府对其已经丧失信心决定面对现实，准备从中国大陆和台湾脱身。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编号为“NSC 48-2"文件中声称， 美国将“设法通过外交和经济手段防止台湾和澎湖列岛落入共产党手中”，一旦这一目标不能实现美将不倾向于使用军事手段，尽管“台湾对美国具有战略意义"，但“其战略意义不足以使美国公开使用军事行动”。

杜鲁门总统在其后发表的声明中，称美国政府“不似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事实上，美国政府这一时期在台湾问题上采取的是观望政策，以期静待其变。

然而，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给了蒋介石一次绝处逢生的机会。当天，美国驻台军事联络小组到达台北。美国总统杜鲁门于6月27日发表声明，提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宣称为保卫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活动的部队，必须确保台湾的安全。

两天后，美国第7舰队驶入台湾海峡。7月31日，美国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访问台湾，与蒋介石讨论了台湾防务和美台合作等问题。惶惶不可终日的蒋介石终于度过了难关，风雨飘摇的台湾局势由此“转危为安”，朝鲜战争结束后，台美开始着手缔结军事同盟协定。

1953年9月，台美签订“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台湾军队的整编、训练、监督和装备均由美方负责，一旦发生战事，台湾军队的调动亦须事先征得美方的同意。1954年12月2日，美台双方在华盛顿签订了具有军事联盟性质的“共同防御条约”，使台湾直接置于美国的武装保护之下，成为美国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安全体系"的重要一环。

台美《共同防御条约》共10款，其基本要点有：缔约双方将各自以自助及互助的方式，维持并发展各自的及集体的能力，以抵抗武装攻击和由国外指挥的危害其领土完整与政治安定的共产颠覆活动：

缔约双方承认，对发生在西太平洋区域内任何一方领土上的武装攻击，如将危及其本身的和平与安全，则应宣告依其“宪法程序”采取行动；缔约双方共同防御的“领土”，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和澎湖，就美利坚合众国而言，应指美在西太平洋区域内管辖下的各岛屿领土；台湾当局同意美国在“台澎及其附近为其防卫所需而部署美国陆海空军权利”。

条约签订后，台湾被正式纳入美国的“反共防御体系”之中，被美国视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和“反共前哨”；同时国民党政权亦因此得以站稳脚跟，偏安一隅。

美国不顾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积极推行扶蒋政策成了蒋介石的靠山。1950年到1975年，美国政府共计向台湾当局出售了约8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和30余亿美元的“赠与性军援”，美国在台军事顾问团最多时达3000多人。

然而，台美之间亦存在着一些重大矛盾。美国深知国民党要在军事上“反攻大陆”已无可能，因此对台湾军队在大陆沿海一带的军事骚扰活动并不支持，而是希望台湾军队专心于固守台湾，实现“划峡而治”。以图台湾永远脱离中国而“独立”。

对美国而言，“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最符合其战略利益。国民党集团亦深知，如果放弃“反攻大陆”，他们便不能自称是“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甚至也无理由在台湾立足，因此，他们必须坚守“一个中国”和“反攻大陆”的口号与目标。

除台美关系外，国民党当局在美国的极力撮合下，于1952年4月与日本签署了所谓《和平条约》，从此，台日关系开始进入“蜜月”时期，台湾因此获利不小。1952年7月，“台湾日本经济协会”成立，双方表示在经济上要“共同发展”，在政治上要“共同反共”。

至50年代中期，台日经济关系恢复到日本投降前的水平。台湾对日出口额占其总出口额的一半左右。60年代开始，日本大中型企业开始通过技术合作和合资等方式逐步扩大对台湾的投资。据统计，1952年至1970年日本对台投资项目共计386个，占外国对台投资的65.7%。

日本还向台湾提供了包括专家在内的技术援助、人才培训和先进机械设备，以帮助台湾进一步发展。在政治上，日本政府更是给予台湾以“不遗余力”的支持，尤其是在岸信介和佐藤内阁时期，公然宣称日本的外交方针是“尊重中华民国的意见”，“不承认中共政权”，叫嚷“台湾归属未定”，扬言台湾“是日本安全的一个极重要的因素”，要将台湾划入日本的“防卫范围”，并顽固追随美国抵制中国政府加入联合国。当时，日本当局还秘密游说于台湾和西欧国家之间，主张搞“两个中国”，以解决中国加入联合国后台可能被撵出联合国的难题。

1971年，中国政府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台湾被逐出联合国，随后，中美、中日关系开始好转。国民党当局的“外交”战略受到严重打击。1973年11月，面对国际形势的发展，台湾当局不得不重新调整其“外交”策略，提出了“根据和以往不同的观点，来决定今后外交所采取的方针”的有限度的“弹性外交”的原则。其具体做法是，除尽力维护与“邦交”国的关系外，还要运用各种力量，与无“邦交”国家多方发展文化、经贸等方面的“实质关系”，并极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及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四、坚持“反共复国”

偏安台岛的蒋介石在其大陆政策上始终坚持“反攻大陆”、“光复失土”的反动政策。在一个中国的问题上，蒋介石则坚持维持所谓“中华民国的法统地位”，强调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只是其“反共复国”的基地。这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体制上，实行以“中华民国”主权范围包括大陆和台澎金马整个中国在内的统治结构和方式，强调在没有恢复对大陆的“控制”之前，尽管偏安台湾，但仍要维持“中华民国政府”体制，借以表明曾统治全中国的“中华民国”仍然在台湾继续存在。为此，蒋介石首先复职“总统”，原封不动移植了南京国民政府，并保持了原有的“中央民意代表”。

第二，在两岸关系上，维持所谓“勘乱体制”，以表明“中华民国”仍在“勘乱”。全国内战爆发后，国民党曾以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勘乱”法令。在其兵败逃台后，又制定和颁布了包括政权组织、民事、刑事、诉讼及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一系列“动员勘乱”特别法规，借以维持“勘乱体制”，表示中国的内战状态依然持续。

第三，在对外交往上，既坚持与大陆势不两立，亦反对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当局在同联合国及其主要国际组织、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展官方关系时，始终坚持与大陆互不见面，叫嚣“汉贼势不两立”。

但同时，对于西方反华势力策划的“分裂中国”的阴谋，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与中国政府达成默契。50年代末期，美国曾要求台湾从金门、马祖撒军，搞所谓“沿海岛屿中文化”，企图隔离大陆与台湾，造成两岸分离的既成事实，为制造“两个中国”创造条件。

对此蒋介石坚决予以抵制，坚持不放弃金、马，并且同中国政府关于暂不解放金、马，以对付美国分裂中国企图的主张和做法形成一致，从而在客观上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原则。

蒋介石窜台后，在总结内战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同时，更加重视加强思想统治。自50年代初期起，蒋介石在台湾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和演讲，打着孙中山、三民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旗号，反对共产主义，实行思想统治。

其主要内容有三：

一是宣扬伦理是中华民族的立足点和灵魂。他说的伦理，就是礼仪廉耻“四维”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四维不能，国乃灭亡”，“四维既张，国乃复兴”，以四维八德作为维系其专制独裁统治的伦理体系。

二是宣扬把台湾建设成“反共复国基地”的思想。主张从台湾的建设和中兴做起，最后洗雪失败的“新耻”，实现“光复大陆”的梦想。

三是宣扬反攻大陆。自窜台后，蒋介石每三年便要发布一份文告，鼓吹反攻大陆，以图借此扫除失败主义情绪，振奋人心，鼓舞士气。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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