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我所认识的叶选基

往事｜我所认识的叶选基

1978年12月叶剑英在北京会见旅法华侨唐纳（左三）。右一为罗青长。左一为叶选基，左二为叶选宁。

我所认识的叶选基

《中国新闻周刊》特约撰稿｜叶永烈

本文首发于2016年3月21日总第748期《中国新闻周刊》

2015年11月27日，忽闻叶选基先生去世的消息。

叶选基生于1940年，父亲叶道英是叶剑英胞弟。他多年在叶剑英身边生活，两人情同父子。

在上海，在北京，我曾多次与叶选基相聚。得知他病重离世，不胜唏嘘。

因共同关注党史而结缘

第一次见到叶选基，是在二十多年前。

他清癯而眼神明亮，板刷头，戴一副近视眼镜（上了年纪后就不见他戴眼镜了）。他很健谈，讲话声音颇响亮，喜欢用手势助讲话。他是广东梅州市梅县区人，讲话时带点广东口音，但普通话还是不错的。

那时候，他已经离开北京，在香港工作，先后担任中信香港集团总经理、正天科技集团控股公司董事长，去世时的职务是香港国叶集团主席。

他喜欢看书，尤其关注中共党史类图书，在香港读了不少我的书。来上海的时候，他托人约我见面，我们就是这样认识的。年轻一辈、下属通常尊称他为“基公”，亲属称他“七叔”——他在叶家家族之中行七，同辈而又跟他熟悉的朋友喊他“选基”。我平时称他“选基”，有时跟着人叫“基公”。

选基为人直率、热情。每次见面，他往往会送我一些他买的关于中共党史的图书。

他长期生活在叶剑英元帅身边，直至1986年叶帅去世。在风雨如晦的“文革”时期，叶帅目标大，直接出面与老干部们联系诸多不便，有时候便派遣不大受人注意的选基做穿针引线工作，向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熊向晖等高层领导传话或者听取意见。用选基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特殊历史时期和不正常的政治环境中，自觉与不自觉卷进去”。正因为这样，他在跟我闲聊之中，会绘声绘色地讲述诸多他“所知、所闻、所为”的故事。这些第一手的见闻，往往是当代历史重要的史料。

印象深刻的一次，是2009年5月31日，他约我在上海安亭宾馆见面。

安亭宾馆并不在上海远郊的安亭（“文革”中王洪文率造反派卧轨的那个安亭），而是在上海市中心一条安静的小马路，即安亭路上。安亭宾馆的主楼是西班牙式建筑，建于1936年，是一个不起眼而雅致的宾馆。一些朋友来上海，往往约我在那里见面。公安部原部长王芳邀我为他整理回忆录，他的三位秘书来沪，我们就是在那里见的面。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曾跟我说起，他与选基都曾在总参情报部工作，他精熟英语，选基学的则是西班牙语。

见面一开始，我们就谈起了选基不久前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叶帅在三中全会前后》一文，这是他罕见的公开发表的文章。他因此纵论中共发展史，谈高岗、饶漱石问题，谈淮海战役中的邓小平，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谈叶剑英与华国锋、邓小平之间的交往……

选基特别向我提及，要注意熊向晖的女儿熊蕾最近的回忆文章《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怎样联手的》。熊向晖是中共情报部门的元老之一，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毛泽东曾经说他“一个人可顶几个师”。

在“文革”末期，经毛泽东提议，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国务院总理。叶帅跟华国锋不熟，不知道他在政治态度上是不是倾向于“四人帮”，自己又不便出面了解，于是通过选基联系情报专家熊向晖，让熊向晖摸清华国锋的态度。选基和熊向晖曾是同事，两人原本就相熟，所以叶剑英让选基充当联络人。

选基向我回忆了他充当联络人的这段往事。

作者叶永烈（左一）与叶选基。（2009年摄于上海。）图｜作者提供

曾在高层穿针引线

1976年5月底，选基来到熊向晖家。谈起华国锋，熊向晖说，根据他跟华国锋的接触，华国锋不是极左派，跟“四人帮”不是一伙人。他从两件事谈了对华国锋的印象。那时美籍科学家杨振宁来访，他负责相关接待事务。

第一件事是4月16日，华国锋的秘书打来电话，要熊向晖当晚去汇报杨振宁来访的情况。熊向晖对华国锋说起，杨振宁在上海的时候，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徐景贤跟他大谈“批邓”，还送他复旦大学“批邓”大字报选。杨振宁不收，说自己的箱子满了，装不下。华国锋听到这里，说道：“何必送那些东西呢，不能强加于人嘛！”熊向晖从这句不经意的话中听出，他并不热心“批邓”。

第二件事是4月17日晚，华国锋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杨振宁，谈了将近两个小时，从头至尾没有谈及“批邓”。

做过多年情报工作的熊向晖，善于从细微处判断人。他以为，在“四人帮”高调“批邓”的时候，华国锋如此不协调、不同调，足见跟“四人帮”并非一伙。

选基回来之后，向叶剑英汇报了熊向晖对华国锋的评价，引起叶剑英的关切。6月7日晚，叶剑英让选基把熊向晖接来详谈。

熊向晖来后，叶剑英坦率地说，自己跟华国锋只是在开会时点个头，对他不摸底啊！

熊向晖有备而来。他给叶剑英带来两个文件，一个是4月17日华国锋接见杨振宁的谈话记录稿，一个是1975年9月26日华国锋（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在邓小平等听取胡耀邦关于科学院工作的《汇报提纲》时的插话记录稿。熊向晖说，这两份材料表明，华国锋的政治态度明显有别于“四人帮”。他还给叶帅讲了关于华国锋的两个故事。一是冷静处理时任公安部长李震自杀事件；一是安排时任中调部部长罗青长入北京医院就诊。

叶帅听后颔首说，这个人是含而不露。

7月1日晚，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毛泽东的病况。江青等起草了一个下发省部委的关于毛泽东病情的通知，其中说，毛主席病情比较稳定，不久就可以康复，主持工作。汪东兴反对写这句话，叶剑英也认为不能用这句话。双方发生了争论。争到凌晨一点，一直没吭声的华国锋说话了：“争得差不多了吧？散会。”叶剑英有些纳闷。结果，凌晨两点钟，电文发出，他不同意写进去的那句话，电文里没有。

叶帅后来告诉熊向晖说，他经过观察了解，这个同志（指华国锋）确实好，应该支持。这之后，叶帅决定去见华国锋。

7月的一天，叶剑英跟华国锋见面了。

那天，叶剑英给华国锋打电话，说要去看望他。华国锋立即高兴地说：“叶帅，我去看你！”当时叶剑英79岁，华国锋只有55岁，而且叶剑英正托病休养，所以华国锋提出自己去看望叶，可是叶剑英却坚持自己去看望华国锋。华国锋只得说，有劳叶帅。

当时华国锋住在东交民巷15号，院子很小，轿车无法进院。华国锋早早在大门口等候，叶剑英的轿车到达时，华为叶开车门，扶他下车，走进家中，充分显示了对他的尊重。

在客厅落座之后，叶剑英对华国锋说：你现在担子重啊！我年老有病，帮不上你什么忙，很惭愧。华国锋则回答说：您是九亿人民的元帅，怎么能这样讲啊。主席让我挑这个担子，我负担很重，推辞不了，只有兢兢业业。因为怕影响叶帅养病，所以没有打搅。今后还望叶帅指点。

通过这次见面，叶剑英对华国锋投了信任票。他后来称赞熊向晖：“说得对，看得准。”熊向晖之女熊蕾写道：叶帅对他和华国锋的这次见面和谈话，非常满意。他觉得华说话做事很得体。他对熊向晖说，毛主席一下子把华国锋提为中央第一副主席，这是“非常之时，非常之人”，“还是毛主席巨眼识英雄啊！”他不止一次说过这话。

叶剑英和华国锋的联手，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

选基对我说，叶剑英为人刚直，敢作敢为。在与张国焘的斗争中，叶剑英便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这次，在与“四人帮”的斗争中，又一次显示了他的刚强性格。他又是一位“儒将”，有勇有谋，运筹帷幄。

在选基看来，尽管在毛泽东去世后，要对“四人帮”采取“非常手段”早已在中共高层开始酝酿，但是，作出采取“非常手段”决定的是三个人，即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华国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叶剑英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汪东兴。这三人在当时可谓“三足鼎立”：华国锋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当时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没有他的参与，拘捕“四人帮”很难以中央的名义进行；叶剑英德高望重，在老干部中广有影响，而且当时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手握军权，没有他的参加，军队不支持，也无法成功；汪东兴则掌握着中南海的控制权，在中南海拘捕“毛的遗孀”，没有他的参与是很难进行的。正因为这样，人们说：“绿叶扶红花，洒上水汪汪。”绿叶之“叶”，叶剑英也；红花之“花”，即“华”，华国锋也；“水汪汪”，汪东兴也。

在安亭宾馆谈话之后的第三天，即2009年6月3日，选基托秘书给我寄来多本图书，还附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写道：

“党的历史充满迷雾和误区，留下争议和后遗症，其中核心机要情报没有完全披露，各说各的。还要掌握大量史实，才能理清。中共党史很值得探讨、研究……党需有勇气和胆略，丢掉历史的包袱，才能深化改革，走向民主、法治。”

叶选基。图｜作者提供

受邀去看吕正操日记

此后，我跟选基在北京见面，完全出乎彼此的意料。

那是在2012年8月11日，我接到一位北京朋友的电话，说是吕正操将军的女儿吕彤岩要找我。我一听就说知道吕彤岩，因为她的前夫叶选基是我的朋友。吕彤岩找我谈什么事呢？我的朋友也不清楚。

那天下午3时，吕彤岩来电。她1963年进入北京大学生物系，跟我是校友。眼下，她仍住在父亲的房子里。

她说，父亲吕正操将军在2009年以106岁高龄去世，留下1945年至2009年的大批日记。解放军档案馆要收日记，她不希望马上交出，希望我去北京时能够与她一晤，看一看她父亲的日记能否公开出版。她还说，父亲与张学良（师生）、黄敬（战友）、叶企孙（知识分子朋友）、杜聿明（从对手到朋友）的关系很值得研究。

2012年金秋十月，我在北京采访十多天。我给吕彤岩打了电话，她很高兴地说：“我让选基去接您，他也没有看过，一起过来看看吕老的日记。”

真没想到，选基刚巧从香港来北京。他虽然跟吕彤岩离婚了，但两人仍是朋友。

没多久，选基给我来电话，问清我在北京所住的宾馆，约定了下午3时来接我。

他是很守时的人。路上，他一次又一次给我打电话，说他从郊区进城，没有想到一路堵车，恐怕无法在3时到达。终于在3时半，一辆黑色的轿车出现在宾馆前，选基下了车，跟我握手。他还是那样，瘦瘦的，但是很精神。

上车后，我们直奔吕府。我告诉他，不久前在上海见了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熊将军提及与他很熟。他说，他俩是老朋友。

只花了十来分钟，就到达吕府。选基熟门熟路地带我进去。吕彤岩很热情，如同导游一般带领着我参观吕正操将军的客厅、书房、卧室，还有她精心布置的“照片墙”。

叶选基、吕彤岩对质往事

采访前，我趁着叶选基、吕彤岩都在，向他们求证一个重要史实：邓小平是什么时候、又是如何获知粉碎“四人帮”的消息的？

选基说，自己得知粉碎“四人帮”，是在1976年10月6日夜11时。当时，他正在叶帅北京城里后海小翔凤的家中。叶帅的警卫长马西金奉叶帅之命，打电话把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他，并嘱他转告王震、陈云、熊向晖等老干部。

选基当夜就给熊向晖打了电话，报告说“四个坏蛋”抓起来了！他还说：“伯伯要你注意动向，现在不要告诉别人。”说完就把电话挂了。熊向晖还不大相信，给叶帅秘书王守江打电话。王守江说，选基不是告诉你了吗？熊向晖明白了，消息是绝对可靠的。

翌日一早7时许，选基来到北京翠家湾王震家，把喜讯告诉王震。王震兴高采烈，亲自到陈云家去报告好消息。

王震又派儿子王军赶往北京医院高干病房。当时，胡耀邦、万里和廖承志正在那里住院。自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以来，万里便以患脉管炎为由，住进北京医院。听到王军带来的特大喜讯，胡耀邦极为兴奋，拥抱了万里，还亲吻了一下！

当时，邓小平处于软禁之中，被切断了所有与外界的联系。想方设法向邓小平报告这一重大消息的，是选基和吕彤岩。

吕彤岩回忆说，她获知这一重要消息是在10月7日中午。父亲在上午出席了陈锡联主持召开的三总部各兵种领导紧急会议，回家之后显得异常兴奋。吕彤岩问他什么事情这样高兴，他说“四人帮”已经被抓起来了。

当天下午3时，选基来到岳父吕正操家。吕彤岩问叶选基，这一消息要不要告诉邓小平？选基说，你赶紧给邓家报信。考虑到邓家电话受监听，吕彤岩于是乘公共汽车前往和平里，来到邓小平的女婿贺平家，让贺平报告邓小平。

贺平听到吕彤岩告知的重大消息之后，一刻也不敢耽误，立即骑车飞快地从和平里赶往宽街邓府。

为了避免被窃听，邓小平一家在卫生间里集合，把自来水龙头开大，在哗哗水声之中，贺平报告了这个惊天大消息。邓小平听后欣慰地说道：“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

选基回忆，邓小平当时还向子女们解释了“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的典故，说华（即华国锋）这个人好，选对了。选基说，邓小平在这个时候提及这个典故，显然说明毛泽东对华国锋的评价“厚重少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值得一提的是，吕彤岩对笔者称当时选基并不在场，是她自己决定去贺平那里，而选基则坚持是自己在红星胡同提议吕彤岩去贺平家。两人当面对质，各执己见。考虑到选基通常对细节记得比较清楚，所以笔者倾向于相信他的回忆。

选基为什么让吕彤岩给邓家报信，而不是自己去呢？那是因为吕彤岩跟邓榕以及邓榕的丈夫贺平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

吕彤岩告诉我，她跟邓榕很早就认识。在“文革”中，邓榕在陕北插队落户，而她从中国医科大学毕业之后也分配到陕北一个公社的卫生院工作。很巧，卫生院跟邓榕所在的村子只隔5里路，所以过从甚密。她甚至还把卫生部副部长贺彪将军的儿子贺平介绍给邓榕，成了两人的“媒人”。

后来，选基把邓小平的话“看来我可以安度晚年了”转告叶帅，叶帅高兴地笑了。

选基记得，邓小平在“文革”中第二次复出后，成为“四人帮”的眼中钉，叶帅曾说：“他在前方作战，我在后方给他提供子弹，有时我们又一块向前冲。”

1976年2月3日下午，选基和叶帅之子叶选宁到西山15号楼，一见面叶帅就告诉他们：“小平来了。”邓小平是在当天上午前来看望叶帅的。当时，他已遭到批判。叶帅说，邓小平作了最坏的打算，即罗迈的下场（罗迈即李维汉，在“文革”中遭迫害被赶出北京，只发生活费）。从那时起，直至粉碎“四人帮”，由于遭到软禁，叶帅一直无法跟他见面。

选基认为，邓小平这话与他获知粉碎“四人帮”之后的最初反应，可以说是前后呼应的。

粉碎“四人帮”之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仍在继续，邓小平仍生活在阴影之中。1976年12月初，他的前列腺病发作。选基回忆，301医院只派人给他做了简单的治疗。叶帅得知之后，作出16字指示：“精心护理，精心治疗，严格保密，注意安全。”由于叶帅的关心，301医院当即派车接邓小平住院，把南楼五层全腾出来给他专用，使他得到精心的治疗。此后，叶帅等在中央一步步采取行动，为邓小平再度复出做好了准备。

握别竟成永诀

那天，吕彤岩拿出吕正操将军的65本日记给选基和我看。选基手持放大镜，仔仔细细地看。日记字迹端正，很容易辨认。

日记只记录每天的工作、活动，不写思想、政治见解。用“中性”的笔调来写，可能是为避免惹事生非。

由于吕正操将军身居高位，而他的日记又相当详尽，所以具备相当的历史价值。我建议吕彤岩把日记全文扫描，先做成手迹电子版，然后再整理交付出版；也可以选择重要篇章，如吕正操将军访问美国、与张学良会晤的日记，先交杂志发表。

聊到6时半，我因为晚上有会议就告辞了。选基用他的车将我送回了宾馆。

万万没想到，这一握别，竟成永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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